7月11日是第34个世界人口日，以“释放性别平等的力量：提高妇女和女孩的声音，释放我们世界的无限可能性”为题。
当日，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学会联合举办研讨会，在中国新人口常态下审视性别平等问题。
2021年北京外卖女骑手占16.21%
【资料图】
会上，全国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冬玲引用多个数据来源，分多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进展与挑战。她在教育方面提到，各个教育阶段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甚至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高等教育在校研究生中女生比例超过男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生源流动出现了数量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而且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尤其是语文和英语等教材中存在性别角色单一、男女形象刻板化呈现等问题。
就业方面，马冬玲提到了两组亮眼的数据：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计算，女性在年均工资较高的金融业就业比例首次超过在年均工资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就业比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女性比例为38.86%，接近女性比例占40%的性别均衡行业判定标准；中国社科院对北京市外卖员调查后发现，2020年北京外卖骑手中女性占9.04%，2021年增长到16.21%。
研讨会现场
专家建议：
时间类政策应鼓励男性休假，使男性休假成为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梦君则介绍了她参与的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资助课题——从性别平等视角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根据平等-生育逆转理论，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呈U型分布，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起初会降低生育率，但最终会鼓励生育。
汤梦君对比了应对低生育率的“优等生”瑞典与法国、“中等生”德国和“后进生”日本与韩国。指出，日本与韩国起步晚，政策设计上属补丁型，后知后觉；政策手段上，日本与韩国工作场所改革滞后；女性角色定位上，对于妻子和母亲还是劳动者，日本与韩国在不同政策中定位模糊不清，性别平等政策更多地被当作应对少子化的手段。
鉴于国际经验，汤梦君谈到，生育支持政策除考虑是提供经济、服务还是时间支持外，还要关注政策是以孩子、父母个人还是家庭为享受单位。经济类政策可有效保障儿童的最低生存需求，但要考虑政策，例如一些补贴，是否让收入低的女性更固守传统家庭角色；服务类政策应成为公共资源投入重点，服务提供要足够灵活，去保证女性的全职而非兼职工作；时间类政策应鼓励男性休假，使男性休假成为家庭经济与时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汤梦君特别提到，瑞典男性有3个月不可转让的育儿假，且休假期间工资替代率高于女性，因此鼓励了男方休育儿假。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在点评中强调，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要避免对“母职”、对生孩子的强调。同时，现在的生育支持政策不应该有性别盲点，要用性别平等的视角来评估政策是否有利于女性发展。这也是与会专家的共识。汤梦君就在建议部分提出，警惕一般性的、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不但收效甚微，还可能强化传统性别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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